思想门：先秦诸子解读 第9节

我们先且按下这堆解释，另由蹊径，来趟一趟这儒的起源，究竟从何而来。
近人章太炎曾作《原儒》一篇，以他那著名的坚实，晦涩、烦琐的小学功夫，表明了对儒的起源的认识。简明地说，就是儒起始于周朝的王官。
胡适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。胡博士颇有点让人惊讶地说，儒源起于被周武王灭掉的殷商后裔。胡适的论证方式，充满了现代心理学和文学想象的魅力。
其实，章太炎和胡适的观点，并非是冰炭不同器的势不两立，他们各有其依存的根基和价值。
要给予儒一个较为明晰，但又不要太过烦杂的解释，我想，还是应该从平王东迁开始说起。
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。在此之前，西周王朝已被犬戎所灭。所以，平王定都洛邑，说起来是迁都，实际是新立了一个国家。这个新的国家当时面临一种什么状况，概括地说，就是王室衰微，诸侯兴起。王室衰微，表现在，一，王室土地日益萎缩，所谓"昔先王日辟百里，今也日蹙百里"（《诗经
大雅
召旻》），而土地，自古及今，都是财富的根本。二，诸侯的贡献也日蹙。据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，"按照鲁史春秋所记，242年里，鲁君朝王仅三次，鲁大夫聘周仅四次。鲁是周公的后代，与王室最亲近，朝贡几乎全废，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。"（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一编，第164页）人都不来了，见面礼也就肯定别指望了。
东周王室当时究竟穷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借几个事例，稍作说明。"开国之君"周平王死后，下葬的钱不够，周王室派人到鲁国去求助"丧葬费"。公元前697年，周桓王私自向鲁国求车，说明，王室穷得连车都置不起了。桓王死后，因为没钱，七年后才得以埋藏（见顾德融
朱顺龙《春秋史》）
穷到这种地步，"不能养活众官"（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一编165页）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一般书籍，写到这里，都是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，最多不过说说官学衰，私学起之类。但照笔者看来，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，"瓦解冰泮，风飞电散，死生契阔，不可问天"（庾信《哀江南赋》），发生了足以影响后世中华民族文明传承与文化衍变的重大事件。古往今来众多历史学家，文化学者，将这段历史中的碎骨连筋忽略不述，漠然走过，在笔者来看，简直是最不可思议的历史惊奇。
随着王室衰微，没钱养活众官，一场被两千多年前岁月风沙堙没的历史剧，上演了。
大批大批前中央政府王室官员向民间飘散！向那些正在兴起，开始具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，和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诸侯国飘散。
"公元前520年，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，起兵争王位，兵败，率如氏、毛氏、尹氏、南宫等残部，带着王室所有的曲籍，逃奔到楚国。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。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，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，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。"（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一编165页）可以想见，在东周全部的414年里，这只不过是一次上规模，有组织，有记载的转移。在此之前，更早、更多"散户"流亡式"移民"，如风吹沙扬，细水长流，已完全迭散于史籍之外。
而这，就是儒的历史起源线。
东周王官向民间散落的过程，就是儒之最初的形成过程。
也就是说，由于周王室衰弱，大量官员被裁减，或自动流失，从而为春秋、战国时期的儒，形成最初的细胞、土壤、血液、精脉。从物质构成的来源说，他们就是太炎先生所说的王官。而从某种礼仪精神的源流来讲，他们跟周之前朝--殷商后人之间，存在某种渊源关系，也不是没有可能（胡适说）。至于《汉书
艺文志》推断"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"，精细的同时，多少有点缩杵为针了。
现在，我们得稍稍解释一下，周朝王官的官字。
周朝的王官，跟我们今天的官，其含义颇有不同。周朝的官，其一，权力意味要小，职位意思更重。其二，周朝的王官，跟礼紧密结合在一起。《三礼》中的《周礼》，其实就是有周一朝的全部职官表。周朝是所谓礼制社会，要想在周朝任职为官，必须对周王朝礼制的方方面面，其思想、制度，言词，仪式，操作，法度，规矩，做到通晓娴熟。什么样的人能做到？首先，必须是有知识的人，才有可能。
所以，王官即是知识分子。而周朝的知识分子，不当官的，几率微乎其微。
现在，我们有稍许的恍悟了。难怪中国的文人，直到如今的知识分子，看上去一个个的这么像官，这么的想当官，原来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说，不过是潜藏极深的历史心理的复位啊。
那，王官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后世所称的儒的呢？
要精确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，着实有些难度，孔子的话，"不足征也"，材料太少。于是我们只好借助侯外庐先生的著作，来稍作勾画。
侯外庐并没有直接说，儒者，来自于周朝王官，而是根据庄子的话，认为儒者来自邹鲁?
绅。侯先生叙述儒的演变过程，精劲有力，转述如下：
到了春秋，公子与富子（大夫）争夺，富子大夫取得政权，礼固失其基础，《诗》亦不容于作批判的活动。礼不是成了贵族的交际礼貌仪式，即成了冠婚丧祭的典节，《诗》则流于各种各样的形式。这样便把西周的活文化，变成了死规矩"，"然而，这一项讲究，并不是平常人所能胜任的。它必须有传授的行帮才能给贵族装势头，所谓道诗书礼乐者，即成为名为儒者的职业。"（侯外庐《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》）
原来在官府里任职，官、礼一体，因为中央政府没钱养不活，官没了，只剩下礼；除了礼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也不会，没有营生的本领，又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依靠和舞台（平台），只能去向新兴的权贵者找饭吃。而这时的礼，失去了原先的精神与内质，徒然剩下一副装门脸的样子和工具，好比游走卖唱者手中的三弦与二胡，迹近于小丑与乞丐。概言之，这就是儒在中国历史上春秋中后期的嚆矢与滥觞。
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，在这大群大群向民间飘散的王官当中，有一批被称为士的群体。许多学者把儒的生成，跟士紧紧联系起来，我觉得，这多少有点类似《汉书
艺文志》把儒的起源，限定在司徒一职上。士本身原先最早也是周王朝体制内的人，是王官的一部分（集中于这一阶级的最底层）。他们有的凭能力，机遇，攀升到上层权势的位置，但更多的，沦落为儒，或其它非文人职业者。不过，并没有根据，也没有必要，把所有的儒的产生，全都只归结于士的身上。我们知道，在春秋乱世，百里奚这样的奴隶，管仲这样的死囚，朝夕之间，可以成为宰相，而那许许多多的败落"王官"，也就有可能上门乞食。《左传》写到过，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，向野人乞食，野人给他土块。2
对于这样一批被称为儒的人，与孔子时代接近而稍后的墨子，有过这样著名的描写、刻画：
"繁饰礼乐以淫人，久丧伪哀以谩亲，立命缓贫而高浩居，倍本弃事而安怠傲。贪于饮食，惰于作务，陷于饥寒，危于冻馁"，"五谷既收，大丧是随，子姓皆从，得厌饮食。富人有丧，乃大悦，喜曰："此衣食之端也！""（《墨子
非儒下》）
儒、墨对立而相争，上述语也许可视为论敌的诬蔑。那就来听听儒学大师荀子的高见：
"偷儒惮事，无廉耻而嗜饮食，必曰君子固不用力，是子游氏之贱儒也"，"呼先王以欺愚者，而求衣食焉……俨然若终身之虏，而不敢有他志，是俗儒者也"（《荀子
非十二子》、《荀子 儒效》）
更加不堪入耳，不堪入目了。"偷儒"、"贱儒"、"俗儒"，全来了。墨子还是冷嘲，荀子已是痛骂。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"嗜饮食"，看来，这算是儒者们的共性了，也正是儒者生存景况的写实和记录。--迄今仍为世人所司空见惯。
现在，让我们回到本篇起首，《说文解字》段玉裁的注，继续对儒，作另一角度的破解和剖析。
"儒、柔以叠韵为训。"郑氏《三礼目录》云："儒之言优也，柔也。能安人，能服人。"
儒、柔以叠韵为训，说得很明白，这就是训诂学上的音近而义同，音同而义近。那柔又作何解呢？郑氏者，两汉经学首屈一指的大师，郑玄也。儒之言优也，柔也。一语道破。儒-优-柔，这是古今中外，汗牛充栋，堆山填海般关于儒，关于儒家、儒学，哦，对了，还有儒教的文字中，最一针见血的注解！--原来，柔即优也。有个成语，优柔寡断。那么，什么是优呢？优者，戏也。《左传
襄公二十八年》有："庆氏之马善惊，士皆释甲束而饮酒，且观优，至于鱼里。"此处"优"字，即指演戏，后引申为"演戏的人"。倡优连用，今日仍不时一见，用前人的话说，就是戏子。儒者在权贵家里，那让人眼花缭乱的繁文缛节，不正像是一出戏？像在演戏吗？《史记
孔子世家》其实还有一处出现了儒字，那就是"有顷，齐有司趋而进曰："请奏宫中之乐"景公曰："诺"，优倡侏儒为戏而前"。有古汉语基础的人知道，至少在秦汉以前，汉语词汇基本由单音节词构成，优倡侏儒应该是四个独立，但意思相近的词，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。
儒的这个作戏的影子，直到今天，不也仍在我们时代影影绰绰，我舞我蹈吗？从儒的诞生之初起，它就是专业的"第三产业服务员"。而它的服务对象，由于自谋生路的需要，一开始，就已固定不移了。也就是鲁迅在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一文中所指："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，即权势者…，为民众本身的，却一点也没有"，根柢即在于此。
这就是儒，在春秋时期的基本生存面貌和形象。说得直白点，就是谁家有喜事，赶紧凑个班子过去热闹一下；谁家有丧事，又赶紧拉上一拨人马，过去热闹一下。--弄顿吃的，攒点零花钱。还记得《史记
孔子世家》，写孔子死后葬鲁城北泗上，最后写到的那群像是无名鼠辈，偷偷溜出来的诸儒吗？
说到这，又得插入两句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：儒，柔也，术士之称。这个术字，前人虽多有语涉，但总给人语焉不详的感觉。如果我们把术和前文中的优字相联系，情形也许就豁然开朗了。一场大戏做下来，可不是得有术么？太炎先生《原儒》中，引述儒者们求雨时的装扮和作派，没术，可是玩不转的。秦始皇坑儒，有人说坑的是术士，其实术士，也就是那时的儒。他们帮秦皇"作戏"，作到中途，全部开溜。始皇一怒之下，把他们全给埋了。3一直到两汉皇朝终结之前，儒生，术士，就是一帮抱着古礼，像抱着神秘莫测的"装修工程图"的礼仪表演队，以装神弄鬼的方式，时好时坏，混口饭吃。
废弃儒学中介，直面中华传统文化
有个阿拉伯骆驼的故事，曾入选中学英语课本。说的是一位旅人骑一匹骆驼，夜晚露宿，骆驼在帐篷外，先是伸进一只鼻子；后来，整个身子进来了；后来，它把主人赶出去了。
儒学在叔孙通手里，借用刘邦的汉宫平台，第一回正式登上历史舞台，其身份、作用，是纯粹工具性的，跟一台戏班子，并没有太大不同。随后，儒学渐渐展现它的政治潜能和天赋，由工具向实体进化，坐稳了皇宫的嘉宾席，成为固定不变的"嘉宾兼主持人"。随着儒学现实本体性的确立、强化、固化，儒学理所当然成为皇家社稷--也就是现在某些人眼里的中国--文化辨识、鉴别的底本校正器。
从此，儒学，拥有了早年那帮一母同出兄弟难以望其项背的特殊身份--中华文化唯一垄断代理商和经销商。
这是个中介性的角色。
一切文明体的出现、建立、存续，都是中介性的--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。这些文明体包括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领域，诸如政权，国家，城市，宗教组织，企业联盟，军事团体，形形色色实体化的意识形态，包括爱情婚姻家庭，人们出于安全、效率、便利、享受、发展、理想的意愿、动机和目的，创立、维系它们，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。它们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积累，又构成制约、影响人类生存、发展的重要因素。服务于人类，或者说，造福于人类，本应是这些文明体的天职所在，是一切文明体正当性的根源。
早在春秋时期，中国即已涌现大量以下思想、话语：
神，聪明正直而壹者也，依人而行。（《左传 庄公三十二年》）
宋司马子鱼：祭祀以为人也。（《左传 僖公十九年》）
邾子曰：天生民而树之君，以利之也。（《左传 文公十三年》）
…………
清清楚楚表明了文明体与人之间，应当而正常的关系。但这种关系，秦汉以后，以超强的暴力方式，被彻头彻尾地颠覆，首脚倒置了。
那头阿拉伯骆驼，本来只是服务旅人的座骑、脚力，却以一种精细、阴险的智慧，一点一滴实现了主仆异位。
儒学，也像是这头阿拉伯的骆驼，至今，依然占据着中华文化的帐篷，像个衰败却威仪不减的主人。而那真正的主人，倒需要诚惶诚恐，满怀敬畏地接受它的教诲和指引。
这份教诲和指引，却不是免费的午餐。
经济学上有条规则：交易是需要成本的。文明的形成，文化的创立，同样需要成本。这成本并非仅指物质消耗，还在于抽象价值的牺牲与付出。中国历史上几个短暂繁荣的社会局面，其实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多方面的，至今仍在赎还，并将继续赎还的代价。只是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在今天旅人游客们的喧闹声中，在啧啧欣赏、赞叹文明遗迹的同时，那曾经付出的代价，血与火与泪的代价，沉默的代价，精神与人性的代价，不知不觉已淡忘如洗。
这其中，儒学与有力焉，享有其成。
到如今，儒学，依然，俨然像一名园林管理处的管理员（官之一种），如果我们想要走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苗圃、花径，我们就得在它手上购买门票，似乎我们只有通过它，才能获取我们想要的东西。
还记得程氏子弟，章太炎笔下"自尊自大"7的伊川程颐，那句沾满山大王唾沫口吻的豪言么：欲趋道，非儒者之学不可！么？
这就是儒家理学，舍我其谁的自信。
--莫非我们真得借助程颐先生的唾沫，方能翻开中华传统文化的书页？我们非得戴上一副"儒家"牌眼镜，才能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影院，欣赏一幕幕精彩、生动的中华历史文明吗？
我们的回答：不是这样的。
我们不认为，儒学，是中华传统文化唯一的巡航路线。
我们不认为，中华传统文化，是儒家码头的私货堆栈。
我们也不认为，儒学天然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永久代理商的资格。
恰恰相反，我们认为，正是儒学自以为是、不知所谓的酸腐、烘臭，阻隔了有心亲近中华传统文化人们的脚步，让人一见，即掉头而走。儒学自身的腐败，溃烂，早已祸及整个一直被它死死纠缠、拽住的中华传统文化（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序言中说过，死的抓住了活的），使整个中华传统文明阻滞、混茫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，陷进了迷茫、痛楚、撕裂的历史沼泽地。庆父不死，鲁难未已，儒学不死，国学永无复兴之日。儒学，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纠结所在，成为国学复兴的最大障碍。
我们所要做的，就是摈弃儒学中介，废弃儒学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垄断控制式认识论和解释权（解释权，是权力中的权力，是一切权力的顶峰与核心。儒学的阴魂不散，全仗于此），以平实、开放、好奇、尊重的心情，直接面对中华文明史，面对一个个生动、真实、丰富多彩的个体，重新加以阐释和解读。重新检视，无论是历史，哲学，还是诗歌、文学、音乐、艺术、宗教，还有种种曾被以各种借口湮没、扼制的民风民俗，发掘它们和我们时代的关联与价值。检讨中华民族因儒学而压抑、丧失的激情与想象。让三皇五帝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让晏孔孟荀，老墨庄韩，全都恢复他们本真的面孔和精神，焕发出新异动人的光彩。让那些曾经被迫隐姓埋名的人与事，让那些值得我们记忆和纪念的默默无闻之人，重新站到历史的黑板桌前。让屈原到王国维的历史，回复到它们本来的样子。将蒙在中华文明美味汤面上的儒学油垢，一撇而尽。
让被儒学油毡布蒙盖的中华传统文化，让每一个独立、真实的生命体，直接照射在二十一世纪的阳光下。
（the end）